科技日报刘亚东：中国急缺核心科技，更需科学精神来源：转自网络浏览数:499次
科技日报刘亚东：中国急缺核心科技，更需科学精神 导读：科学精神在日常工作中的重要体现就是认真、严谨、细致，叫做工匠精神。工匠精神是职业道德、职业能力、职业品质的综合体现，工匠精神意味着不仅仅把从事的劳动当成赚钱的手段，而是以对产品负责的态度极度重视细节，给客户无可挑剔的体验。与这种科学精神相对的是“差不多”态度。 10月16日，第19期“陆家嘴金融+科技沙龙”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行。活动由陆家嘴金融城发展局、上海金融业联合会、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上海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上海市支付清算协会、中国金融信息中心、陆家嘴互联网金融协会、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上海市各地在沪企业(商会)联合会金融分会联合主办；由光明乳业、国泰君安、翼勋金融、策道科技、有鱼普惠、龙品控股特别支持。 活动特邀科技日报社总编辑刘亚东做题为“全球视野中的中国科技创新”的主旨演讲。 刘亚东，清华大学工学学士、硕士，北京大学法学博士。高级记者，科技日报社总编辑，中国报业协会副理事长。上世纪九十年代被派往美国，任科技日报社驻联合国暨纽约首席记者。其作品九次获得中国新闻奖，2007年被新闻出版总署评为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2008年荣获中国新闻界最高人物奖——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2010年获颁国务院特殊津贴，2011年被评为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主要著作有《新闻眼看美国》，《圈点每日环球科技》以及《世界科技的历史》等。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上海市支付清算协会副秘书长刘功润出席本次活动并致辞。他在致辞中首先表达了他对刘亚东先生的敬重之意，紧接着围绕着本次讲座的主题发表了他自己的看法。 刘功润认为中国目前科技创新力的发展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他从两条线索对他的观点进行了梳理，总结起来就是内忧外患。首先从内部看来，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需要靠什么来驱动是首先要明了的。中央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就是要将中国经济通过科技创新，从规模增长转向高质量的有效供给。然后从外部看来，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中美贸易战，核心技术的乏善可陈令我们在这次的贸易战中捉襟见肘。美国对我们有明确的限制，并且在未来的道路上设置了重重障碍。未来的创新之路在哪里，是需要我们迫切寻找的。 最后他谈到，在“两弹一星”的时代我们可以做到自主化研究，但是在今天全球化时代的科技飞速发展之时仍然只着眼于自己是绝对行不通的。所以必须在全球的视野里面布局中国创新能力的成长。 刘亚东的演讲分五个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中国科技发展成绩斐然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特别是近些年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已经显著提升，这种举世瞩目的成就是任何人都不能抹煞和否认的。2017年10月10日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了《2016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公报》数据显示，2016 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为 15676.7 亿元，占GDP的比重2.13%，已经超过欧洲15国的平均水平。另外发明专利申请量也居世界第一，目前全国高新技术企业的总数超过13.6万家。 中国的科技发展成就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航天航空领域取得了“天宫”、“神州”等重大成果；超级计算机连续10次蝉联世界之冠；北斗导航系统进入全球主网的新时代；“蛟龙”、“深海勇士”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深海装备领域取得了功能化的布局；基因编辑在地中海贫血治疗方面取得了一流的成果；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设备完全国产化，四级实验室实现了自主化的设计。在基础研究方面，2017年经费投入是976亿元，占研发经费的比重为5.5%，是200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自然科学基金持续加大对重大原始创新和交叉学科的支持力度。在多光子纠缠、量子星际通讯等领域取得了系列性的原创性重大突破，量子调控世界领先。上海光源等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全球瞩目，为我国向世界科学中心迈进奠定重要物质技术基础。在科技人才队伍方面，2016年的数字是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达387.8万人，居世界第一。千人计划、万人计划、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以及教育部科教结合协同育人行动计划、中科院百人计划等深入实施，培养引进了一批高层次科技人才，带动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留学人才“归国潮”。 第二，科技创新支撑经济社会发展。重大专项推动重点领域加速发展，比如5G新型网络构架技术纳入国家标准，世界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成功试飞。在支撑重大工程和重要活动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国现在高铁铁路里程总数已经超过了2.2万公里，占全球总里程的60%以上，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实现商业运营。超深水半潜式蓝鲸系列钻井平台成为世界最大、钻井深度最深的海上钻井平台之一。科技创新引领新产业，新动能快速成长，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了6亿千瓦，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引领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快速发展，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 第三，科技体制改革向系统纵深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发挥了排头兵和先锋队作用，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显著增强，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取得重要进展，科技管理的主体架构和基础制度基本建成，以改革驱动创新、以创新驱动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此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显著增强。企业已成为创新创业的主要力量，在全社会研发投入、研究人员和发明专利的占比均超过70%。 第二部分：发达国家依然发达 2017年10月，美国第三大新闻期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布了 美国拥有全球最顶尖的实验室，包括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林肯实验室、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力实验室、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布鲁克海文实验室、橡树岭实验室、贝尔实验室、阿贡实验室等。在军工领域、在航空航天领域、在医学技术领域、在信息科学领域等，美国都以无可匹敌的实力和压倒性的技术优势雄居世界之首 。 美国不曾有人号令“产学研相结合”，但在一个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 产学研以及风险投资好像受到魔力的驱使，不约而同地聚集到一起。美国的大学与工业企业互相联合的趋势不断发展，形成了庞大的区域性科学工业综合体。这些科学工业综合体以强大的科研产出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不断更新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在不断强化美国在科技实力方面的霸主地位。 再说一下日本。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签订了 日本真的衰落吗？来看看真的日本。美国免疫学家詹姆斯·艾利森和日本免疫学家本庶佑获得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本世纪以来到2018年，日本已有18人获得诺贝尔奖，平均每年一人。日本2001年提出了“50年30个诺贝尔奖”的计划，现在时间没有过半，但完成的任务已经过半。在全球大学排行榜和对世界科技贡献度方面，日本的大学也仅次美国和英国。 诺贝尔奖并非以促进生产力为目的，但是对技术创新派生的溢出效应十分明显。每个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科学家背后几乎都对应着一个高新技术产业。以大家现在最关注的半导体芯片技术为例，半导体芯片有19种必须的材料，具备极高的技术壁垒，日本企业在硅晶圆、合成半导体晶圆等14种材料上均占50%及以上的市场份额。。2015年国际权威研究机构汤森路透发布了２０１５年全球企业创新排名１００强名单。在全球创新企业１００强中，日本企业有40家，竟然超过了美国的３５家。而此前一直是美国第一名。英国《经济学家》发布了《2015年国家创新质量报告》，在这个报告中美国第一、英国第二，日本位列世界第三，。近些年来日本的创新布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全力投入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医学、环境保护等新兴领域。关于研发投入，从2005年到2015年，日本这十年的科研经费平均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居发达国家首位。这些事实都表明，日本从国家层面到企业都高度重视技术研发。 在日元纸币上印的是科学家、作家、教育家等人的头像，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的价值观。长期以来一直有所谓的“海外日本”之说，指的就是日本的经济实力，日本政府企业和家庭在海外持有的资产到2017年年底已经超过了10万亿美元。看似日本经济失去的20年，实际上是科技创新的20年。如果总是沉浸在“日本没落”和“日本衰退”的幻觉中，那只会进一步拉大我们和日本的差距。除了美国和日本以外，还有许多国家都在若干科技领域遥遥领先中国，值得我们虚心、认真学习。 第三部分：为什么开设“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专栏 4月19日到7月3日，这个栏目总共推出了35期。我们对各个行业的35项“卡脖子”的技术都做了高质量的报告。2018年6月21日下午，科学传播沙龙在中国科技会堂召开，我做了即兴的演讲，题目是“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根据现场录音整体发言稿发布以后引起了轩然大波，舆论对演讲和科技日报的新专栏都给予积极评价。许多大型新闻网站，知名微信公众号纷纷转载我的内容，作为科技日报的总编辑我感到很自豪，因为科技日报没有人云亦云，而是以个性化的声音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体现了科技日报的担当。 必须承认，在一些重要的科技领域，中国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7月13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我国科技发展水平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要求还很不适应。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在某些领域甚至走到了世界前列，2010年中国以近40万亿元的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7年实现翻番，达到了82万亿元。量的扩张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质的飞跃。GDP的结构和质量更加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但经济实力的比拼从来不靠GDP的总量，而是靠话语权和产业链的掌控能力。 中国虽是工业大国、全球制造业中心，但工业GDP构成主要是中低端制造+房地产，比不上人家的高科技+高端制造+高端服务。此外我们的现代化转型还没有完成，文明程度比人家还有差距。“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恰如其分的概括了今天的情况。“不平衡”是指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较大的群体差别、城乡差别、东西部差别无时不在困扰着我们；粗放的发展方式也让我们在资源和环境方面付出沉重代价。“不充分”是指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创新能力不强，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再大的成绩被13亿这个除数一除，就变得眇乎小哉；再小的问题被13亿这个乘数一乘，就变得硕大无朋。世界人口2017年已达76亿，中国大陆人口约为13.9亿，中国大陆人口约占全球人口的比重18.29%。去年全世界生产总值约为81万亿美元，美国19万亿美元，中国82.7万亿元人民币，中国GDP约为12.25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约为15.123%。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速都将保持在6.5%。而全球经济增速未来几年在3%或接近3%，这样看3年内中国人均GDP可达世界平均水平。 工业部部长苗圩说过，在全球制造业的四级梯队中，中国还处于第三梯队，而且这种格局在短时间内难有根本性改变。2016年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在巴塞罗那的一个座谈会上说，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工具。我们不该去炫耀锄头而忘了种地。党的十九大报告里面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第四部分：中国的核心技术短板在哪里 科技部战略研究院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技术水平基本形成了跟跑、并跑、领跑“三跑并存”的格局，现阶段仍以跟跑为主。1965年我国已经人工合成了牛胰岛素，1964年原子弹试验成功，1966年核导弹试验成功，1970年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在参与调查的1346项技术中，有219项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有404项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或差距不大，还有723项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差距，处于跟跑阶段。中国的核心技术短板主要体现在六个方向：工业制造、信息技术、材料、航空航天、海洋、生物医药。在强调合作共赢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搞清楚哪些技术可以和别人共同开发，哪些可以引进后消化吸收再创新，哪些可以引进但必须安全可控，哪些今天不得不引进但将来要实现国产替代，哪些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展攻关并取得突破。应该把有限的力量集中用于实现有限的目标。 就中兴事件来说，如果中国也有足够多的核心技术被美国使用，情况会大不同。现在的情况是一种单方面的依赖，在技术方面我们有求于美国，但是美国无求于我们。从经济的角度讲也是如此，今年7月9日美国CBS新闻网刊登了一篇报道，来自三位美国大学的三位学者算了一笔帐，一部在中国完成组装，然后运往美国的出厂价为240美元的苹果手机，商务部会将240美元的出厂价直接算入中国的贸易逆差中去，这240美元中有超过一半的价值被苹果公司等提供专利核心技术的企业赚走，中国真正从这部手机中赚取的只有区区的8.46美元。所以越是以开放的心态拥抱全球创新，就越是要求我们尽可能多地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绝不能让自己生疏了“手艺”。只有积攒了足够的筹码才能和对方平等的交换。中国的自主创新之路，是一条既不排斥“拿来主义”，又强调以我为主的知易行难之路。它是开放的，鼓励合作共赢；它又是自主的，体现自己的意志和意图。只有这样，才能在自主创新中扩大开放，在扩大开放中实现更高层次上的自主创新。 第五部分：除了那些核心技术，我们还缺什么 说起科学，人们很容易理解成科学知识，其实它包括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其中科学精神是统领，是体现在科学知识中的思想和理念。拿科技界来说，我们的原始创新能力低下，基础研究薄弱，重大理论突破和原创引领性成果乏善可陈，最根本的原因是科学精神缺失。 诚信缺失也深深的困扰着我们的社会，始作俑者也是科学精神的缺失。能够订约和守约的人必定是能够对自己负责的人，而能够对自己负责的人又必定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那么，什么才能造就独立人格？古希腊人给出了经典的答案：科学。所以科学精神和契约精神是密不可分的孪生兄弟。科学精神是一种基本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它由科学性质所决定并贯穿于科学活动之中。它一方面约束科学家的行为，是科学家在科学领域取得成功的保证；另一方面，又逐渐地渗入公众的意识深层。 特别要强调两点，第一是科学精神不能和科学成果划等号，从长远看科学精神和科学成果肯定是正相关的，但是在短时间内不一定。第二科学精神不能和科学家划等号，即便是一名著名的科学家，崇尚科学精神但也不能成为科学精神的化身，因为一定条件下仍有可能做出违背科学精神的事情。中国自古以来只有技术传统，而没有科学传统，我们的祖先在科学上的建树乏善可陈，四大发明属于技术范畴，它不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技术创新和突破。科学是舶来品，不是我们的土特产，西学东渐也是一个外来词。当年的中国从士大夫到平民的各个阶层，对宗教不感兴趣，对科学也不买账。直到1840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开路，把鸦片和科学一起打包硬塞给了中国，你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粗鲁得很。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推翻帝制到五四运动，在近80年的时间里，东西方文化在中国剧烈碰撞。这时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开始改变，社会变革也开始发生，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思想先驱的名字应该被我们铭记。 新中国成立以后，1978年3月的全国科学大会给中国带来了科学的春天。就是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著名论断。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邓小平提出这些论断，无疑表现出非凡的政治魄力和巨大的理论勇气。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今天看来，其中一些概念有必要讨论和厘清。 比如说科技是生产力，这样的论断中有一些观念还是需要讨论和厘清的。科学和技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说科学是生产力，它有一些限制条件。科学发现是建立在系统的研究和专业训练的基础上，而技术发明靠的是经验的积累，或许还有灵机一动。用管理科学研究的方法来管理技术开发，或者是用管理技术开发的办法来管理科学研究都是行不通的。混淆这两个概念会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所以一定要把科学和技术这两个概念区分开。 在数千年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尽管人类始终在孜孜以求地探秘科学，对自然界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但我们很难找到科学发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例证。一部分的科学变成了生产力，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距今不过200年。其次科学是分学科的，有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分，有一些科学是生产力，有一些现在不是，将来有可能是，还有一些永远都不是。大多数的科学研究只是为了揭示自然规律，探索自然奥秘，它们并非以促进生产力为目的，也不可能转化成生产力；开展这些科学研究只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好奇心，天性使然。 促进生产力只是科学发展的一种派生效应。今天的人们更应该超越对科学的这种功利化的肤浅理解。科学能够做什么？它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而推动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所以弘扬科学精神不仅仅是科学共同体的内部事务，它关乎到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方面面，它是不可或缺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了许多外国技术，但是总体来说对所引进技术进行的消化吸收做的不够多，也不够好。没有充分的消化吸收就谈不上再创新。日本和韩国，他们用于引进和消化吸收的经费比是1比3，花1块钱引进技术，要花3块钱消化吸收，高的时候达到了1比7。而我们国家相反，引进和消化吸收的比例是3比1，所以日本和韩国更加注重消化吸收再创新，而我们更多是奉行了“拿来主义”。这些倾向今天也在严重的影响着我们的进步。离开科学精神的指引，技术的发展注定不会走得久远。 科学精神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但其核心和精髓是批判质疑。批判性思维的逻辑起点是质疑，没有质疑就没有批判。但质疑不是怀疑一切，它是建立在对科学规律系统、完整把握的基础上，在正常中发现反常，在天经地义中发现大谬不然。科学既不高大上也不白富美，只是我们身边的一个伙伴，能力很强，但是也有弱点。首先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是人类认识自然的一盏明灯，但其照亮的范围极其有限。面对无穷的自然奥秘，科学的表现常常像个一脸茫然、不知所措的学童，因为永远有一些事物超出科学力所能及的范围。其次，科学不代表一贯正确，科学发展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前行。科学发展是人类对真理和真相永无止境的追求过程，但是中国科技界缺乏这样的学术文化。一方面，我们的科技工作者缺乏批判质疑国内外同行的能力和勇气；另一方面又缺乏接受他人批判质疑的气度和胸怀。 科学精神在日常工作中的重要体现就是认真、严谨、细致，我们叫做工匠精神。工匠精神是职业道德，职业能力，职业品质的综合体现，工匠精神意味着不仅仅把从事的劳动当成赚钱的手段，而是以对产品负责的态度极度重视细节，给客户无可挑剔的体验。与这种科学精神相对的是“差不多”态度。 科学精神还表现在追求真理过程中脚踏实地，不懈探索，持之以恒上。我们的集成电路项目几上几下，我们的大飞机项目也几上几下。这些说明，我们有时缺乏持之以恒把事情做到底的意志和决心。浮躁和浮夸是中国科技界流行的瘟疫，而且至少已经持续了20年。我们很多科技工作者耐不住寂寞，坐不了冷板凳，总想走捷径，弯道超车。今天任何国家在关键领域实现所谓的弯道超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总之，我们要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这是我们科技日报的办报宗旨，也希望它能够成为我们全社会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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