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学·新道家·新文化来源：网络浏览数:304次
新科学·新道家·新文化 [编者按]本文是安徽国际老子文化交流协会刘仲林副会长应人民日报编辑之邀撰写,经修改精炼,曾以《科学变革与文化新生的逻辑关联》为题，发表在《人民论坛》2018年2月号（总第 586 期）上；并被冠以“十九大·理论新视野”，列入由中央网信领导办公室指导、全国重点理论网站联合推出的“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系列文章。全国著名网站人民网、求是网、凤凰网、央广网、人民日报海外网、搜狐网、新浪网、网易、中青在线、国际在线等纷纷转载，受到广泛关注。现发表的是未删减的原文。
早在先秦百家争鸣时期，墨子创立墨家学派，与儒家并称为“世之显学”（《韩非子·显学》）。墨子不仅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位古代科学家，例如：他对形式逻辑规律的研究，对物理光学小孔成像研究等。可惜后来墨家学派传承中断，儒、释、道三家成为了显学。咋看起来，量子通讯卫星命名“墨子号”，似乎与潘建伟院士的爱好有关，包含着偶然性；但从中华文化与现代科学深层关系看，则蕴含着深刻的必然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的观点，引起学界高度关注，以此为主题的国家或省部级社科项目纷纷涌现。美中不足的是，多数“两创”研究，拘泥于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展开，没有摆脱“经学”的研究范式，以致固守狭义人文一隅，缺乏对现代科学思想的关注和融会。加之我国教育长期文理分家，哲学界马哲、中哲、西哲、科哲研究领域泾渭分明，缺乏深度跨领域交流，致使“两创”的研究由于缺乏中西会通、文理交融的跨学科大视野，纵深原创性不够，难以转化出与今日新时代相适应的中华新文化。 现代科学正经历深刻的变革，不仅在宇观领域和微观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而且日新月异的科技大量造福社会，带来了人类物质生活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显然，如果中华文化“两创”研究固守经学传统，回避科学变革带来的排山倒海般冲击，必然无法完成其中华文化复兴建设的使命。现代科学变革与中华文化新生究竟有什么关系，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而又复杂的问题，拙文拟选取几个典型例子，以管中窥豹，抛砖引玉。 一、从人工智能的“直觉”谈起 近来，人工智能阿尔法狗（Alpha Go）与世界顶级围棋棋手的大战引起全世界28亿人的关注，涌现了35000多篇关于此的报道。有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的中国围棋，与现代高科技前沿的人工智能不期而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跨界奇景。这一事件不仅对围棋和人工智能发展有深远意义，而且对中华文化新生也有深刻启迪。 围棋与其他棋类比，其突出特点是高度复杂性，这个游戏只有非常简单的黑白两种棋子，其对弈的复杂性却是难以想象：一共有10170 “阿尔法狗”之父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在“超越人类认知极限”讲演中指出：“围棋一开始就是一个靠直觉而非计算的游戏。如果你去问世界级的大师，为什么走这一步，他们经常回答你直觉告诉他这么走，这是真的，他们是没法描述其中的原因的。”从中华文化的角度说，直觉和领悟是中国传统哲学认识论的焦点问题，与西方聚焦形式逻辑有显著区别。不可言传、不知之知、缄默之知、默识、意会、顿悟等与直觉相关的词汇是中国传统哲学基本术语，可惜，近现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我国大陆，“直觉”被扣上唯心主义帽子，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以致到80年代初《辞海》的“直觉”词条，仍然仅罗列个别西方学者观点，回避辞典应有的对“直觉”内涵的解释。其实，早在康熙字典中，对直觉就有了明确界定。 如今，人工智能 “大牛”哈萨比斯高度强调“直觉”，其深层意义不仅在直觉概念本身，更重要的是其与“创新”的不可分割性。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直觉就没有原创性观念的产生。哈萨比斯说：“刚才谈到了直觉和创新，直觉是一种含蓄的表达，它是基于人类的经历和本能的一种思维形式，不需要精确计算。这一决策的准确性可以通过行为进行评判。在围棋里很简单，我们给系统输入棋子的位置，来评估其重要性。阿尔法狗就是在模拟人类这种直觉行为。”哈萨比斯的话，使我们看到了在阿尔法狗设计中“创新”与“直觉”的紧密关联。哈萨比斯的父亲是希腊裔，母亲是华裔；哈萨比斯的工作，以计算机与围棋结合为切入点，这是否有中西合璧、文理交融的暗喻？ 中国有句源自庄子的成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概言之，意会认识和言传认识是人类认识的两大基本方式。直觉属于意会认识的范畴。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哲学，对意会认识的研究在古代遥遥领先，可以说是东方文化的精髓。直到20世纪50年代，即当我们批判意会认识为神秘主义的时候，英国科学家、哲学家波兰尼（M.Polanyi）出版专著《个体知识》，首次完成西方对意会（Tacit）认识的系统性研究，被西方学术界称誉为“哥白尼式的认识论革命”。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在我国管理学、教育学等领域曾掀起学习波兰尼“隐性知识”的热潮，论文成千上万。其实“隐性知识”就是“意会知识”的不同翻译方法，大多数论文只引用波兰尼的观点，而对老庄哲学的本土研究置若罔闻。 现在，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国学热，国学教育铺天盖地，但内容过于狭隘单调，多数集中在儒家“孝悌”为核心的伦理教育（如“三字经”“弟子规”）或古代故事在现实中短、平、快的套用，十分缺乏对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涵的挖掘和弘扬，更不用说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了。笔者深深觉得，面对中国改革进入复杂的深水区，中西会通、文理交融大视野的新文化理论建设是当务之急，否则文化不仅无法成为改革时代的引领者，甚至可能成为“拖改革后腿”的落伍者。 中华文化复兴，不是复旧，也不是零敲碎打的应用，而是类似牛顿经典力学到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一场深刻的“范式”变革，当人工智能都已经起步向“转识成智”的方向发展，作为中华文化传承者还能无动于衷吗？ 二、跨向科学领域的“当代新道家” 谈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人们最先想起的可能是“当代新儒家”，在这一方向作出贡献的海内外哲学家颇多，人们耳熟能详；但对“当代新道家”，则知之者甚少。1991年，我国科学哲学家董光璧（1935—）出版《当代新道家》，成为这一方向专著的开山之作。作为中国科学院科技史研究所研究员，作者发挥其深厚的自然科学、科技史、中国哲学、科学哲学等多学科专业知识之长，突破中国传统哲学泛伦理化的局限，把传统道家引入当代自然科学，使道家思想在自然科学前沿开花结果。 光璧把那些基于当代新科学的世界观向东方特别是道家某些思想复归而提倡一种以科学新成就为根据的、贯通古今、契合东西的新文化观的学者称为当代新道家。为此，该书共分九章：一、新道家兴起的文化背景；二、李约瑟论道家思想的世界意义；三、汤川秀树论道家思想的现代性；四、卡普拉论道家思想的生态智慧；五、道实论；六、生成论；七、循环论；八、无为论；九、结语；论新启蒙运动。其中第二到第四章，论述了“当代新道家”的三位代表性人物：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日本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美国生态科学家卡普拉。其中卡普拉的《物理学之道》一书，风靡世界，被翻译成20多国语言，发行量突破百万册。《当代新道家》第五到第八章，是董光璧结合现代科学，论述道家的道实论、生成论、循环论、无为论等四论。 值得深思的是：书中三位“当代新道家”，都是外国人，且为自然科学家，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传统哲学家。这种纯老外的现象，被有的学者称为“道家花开他乡”。好在董光璧这本书，使深入科学领域的“当代新道家”中，增添了来自老子故乡的中国学者。 该专著虽然只有10万字，但其跨越文理学科界限的指标性意义重大，揭开了中华文化与现代科学交叉融会的新篇章。正如著名中国哲学家张岱年在为该书作序所言：“董光璧同志对于现代物理学和数学都有很深的造诣，同时对于中国古代哲学甚感兴趣，确实具备了沟通科学与哲学的充足条件。”“董光璧同志此书开拓了学术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三、面向第五科学革命的“科学儒学”探索 周哲水（1946—），曾任台湾清华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电子所研究员，国外电脑公司高级主管。周哲水先生2010年出版《第五科学革命——新兴儒学世纪领航》，对儒学与科学的关系，作了原创性建构，提出与西方科学并称的“科学儒学”。这本书的书名耐人寻味：正名为“科学革命”，副名为“新兴儒学”，竟将古今有别、文理不同的两个领域奇妙联系在一起。周哲水声称自己既非哲学家，也非科学家，只是一个跨学科研究的爱好者。 周哲水认为，人类已经走过了四次科学革命（也可以称为人文革命、知识革命），这就是：1、都城革命（约公元前2000~前800）；2、思想革命（约公元前600~公元300）；3、物理革命（约1050~1950）；4、企业革命（约1750~2050？）。第三科学革命，即物理革命主要是关于空间运动理论的突破。第四科学革命即企业（这里似乎用“工业”或“产业”更准确——笔者注）革命，是关于空间运动其应用的推陈出新。 作者认为：今天“第五科学革命”时代无疑已经来临。中国文化──以儒家为核心──数千年来针对天(超越)、地(自然)、人(人界)穷尽探询，其形上特质似乎更能反映现实世界。从传统儒学本质出发，包括特有的宇宙模型与综合方法，再经过融科学入儒学，便能打造出新兴的“科学儒学”，进而为中国科学喊出第五科学革命启航先声。值得注意的是，周哲水强调：“我所标举的‘儒’，不仅是孔孟的儒，不仅是宋明理学的儒，主要乃是反映中国文化本质的儒。”这说明，他的视野，不仅是儒家，而且是面向世界的整个中华文化。 “科学儒学”观点是否能成立，见仁见智，会有不同，但其将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科学会通的探新，非常值得重视和关注。在近代，由于僵化的伦理至上观，中华传统文化内含的近代科学萌芽未能发扬光大，使中国与近代科学失之交臂；在今天，我们再也没有理由固守僵化的儒家泛伦理观，把日新月异的现代科学排除在中华新文化建设的视野之外。 中华文化与现代科学会通，是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不可绕开的一个核心议题。令人惋惜的是，无论在中国哲学界，还是中国科学界、科技哲学界，关注传统哲学与现代科学会通研究的人很少，建构新理论的人更少。周哲水《第五科学革命》可以说是第一部基于现代科学，系统论述儒学与现代科学会通的探路之作。很遗憾，就现有文献看，无论台湾还是大陆，该书出版7年多来反响几近于无。 四 应合科学的“综合创造”之路 对中华文化的“两创”而言，被誉为“20世纪十大中国哲学家”之一的张岱年（1909-—2004）给出了一个更加高瞻远瞩、兼容并蓄的新哲学、新文化建设纲领。这就是“综合创造论”（又称综合创新论，以下简称综创论）。 早在1935年张岱年即提出了“综创论”基本观点：“兼综东西两方之长，发扬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洋的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融合为一，而创成一种新的文化，但不要平庸的调和，而要作一种创造的综合。”张岱年认为“综合”有两层含义，一是中西文化之综合，二是中华文化不同学派的综合。这说明，综创论展现的是兼容并包的大综合、大创造观。 张岱年认为，现在所需要的新文化、新哲学，最少须能满足如下的四条件：1、能融会中国先哲思想之精粹与西洋哲学之优长以为一大系统。2、能激励鼓舞国人的精神。3、能创发一个新的一贯大原则。4、能与现代科学知识相应合。以上四点概括起来，就是：融会中西—激励精神—创发原则—应合科学，可以简称“新文化四要素”。“四要素”特别强调了与现代科学应合问题，体现了一种难得的远见卓识。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学者提倡中（中国哲学）、西（西方哲学）、马（马克思主义哲学）三结合的理论探新，这和张先生80年主张的唯物（马哲）、理想（中哲）、分析（西哲）三流合一的观点是一致的。按张先生思路，考虑“应合科学”要素，现在是否应是“中、西、马、科”结合的理论探新？
20世纪40年代后，张岱年进一步通过“天人五论”全面建构了他的“综创论”大纲。80年代以来，方克立教授在组织宏大的评论“新儒家”学术研究中，鲜明支持并深入研究“综创论”思想，对推动这一理论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刘鄂培教授等一批学者也为综创论发展做出各自贡献。笔者有幸十年接受张岱年谆谆教诲。以综创论为指导，笔者出版《新精神》《新认识》《新思维》（1999）、《中西会通创造学—两大文化生新命》（2017）等专著，并带出一批“综创论”研究方向的博士。 “综创论”内涵“中哲、西哲、马哲、科哲”四流合一的新文化观，比前述当代新道家、科学儒学的文化观有更宽阔的视野、更大的包容性，代表着我国主流文化一个探索方向。如今，以张岱年为代表的“综创学派”，正在成为了中国新文化理论建设最富生命力的学派之一。
（作者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安徽国际老子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 【参考文献】 ①张岱年：《张岱年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②董光璧：《当代新道家》，华夏出版社，1991。 ③周哲水：《第五科学革命—新兴儒学世纪领航》，（台）商务印书馆，2010。 ④刘仲林：《中西会通创造学—两大文化生新命》，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 ⑤哈萨比斯：《超越人类认知极限》，http://zhwhdx.ustc.edu.cn/zhwhdx/news/detail_197405.ht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