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西认识论比较谈综合创造

从中西认识论比较谈综合创造

艾立梅

摘要：在以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为指向的认识过程中，中西方认识论经历了确立、转型和演化几个阶段，通过人类对认识论的不断扩容和发展，衍生出能知与所知、真知如何可能、知与行、名言与认知等几个部分。本文拟从西方认识论转向入手，中国传统和近现代认识论进行分析比较，从综合创造的角度探讨“创造之道”面临的新的挑战。

关键词：综合创造；认识论；

西方创造学讲究创造技法的应用和普及，即“成物”；东方传统文化讲究内省、修身，即“成己”。早在20世纪30年代，张岱年先生就提出：要探索创造的“成物”与“成己”融会贯通的中华新文化，我们也将从认识论的视角，探索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承道统、启新命”致力于创造学和创造教育的研究。

一、面向中西融会贯通的“综合创造”

　　在中西文化和哲学的交融中，“古今中西”在各种流派在各个领域内纷扰不断，追溯到有中西文化直接交流以来的16世纪末，就有一些具有很强的民族主体意识和世界眼光的中国人，主张在发扬民族主体精神的基础上，综合中西文化之长，创造出新的中国文化。“这种会通中西、综合创新的主张，在方法上不是折衷调和，而是在对古今中西文化进行科学分析、自主选择的基础上进行辩证的综合，创造出一种更高形态的新文化。”这种主张的代表人物远可以追溯到明代的徐光启，近则以张岱年先生为主要代表。张岱年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国学大师，创立了以“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为总纲的新型哲学体系，这种哲学体系的特点是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兼采分析哲学,同时要求有选择地继承中国哲学重视道德理想的优良传统。正确的态度是把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西洋文化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融合为一，进行一种创造的综合。[1]

二、从一场革命到“幽远之境”

科学的根源可追溯到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古典时代的希腊和中世纪的穆斯林世界。不过，科学革命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原因似乎在于，只是在西方，科学才成为一般社会的组成部分。或者换句话说，只是在西方，哲学家、科学家与匠人才实现联合，互相促进。因此，正是这种科学与社会的联合、科学家与匠人的联合，大大促成科学在西方世界的空前繁荣。[2]人类踏上一个成长的新里程。17世纪以前，西方哲学所热衷的是形而上学，关注和探求世界的本原或本质以及意义的形而上学问题，17世纪，随着现代科学的崛起，科学和发明的齐头并进，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一个道理，即整个的文明时代可以依靠科学培育出来，科学为欧洲提供了一种新的自信心。

中国传统认识论注重从“意”和“境”的整体性去认识和把握，从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见一般。幽远之境可以理解为大自然或人生的整幅图景，把一个诸多事物相互感通、交融、浑然一体的整体去把握，形成类似情景、氛围式的感受。古代中国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决定了古人追求的是“万物作焉而不辞”，主张宽广宏大的闲适恬淡、均衡融洽的自由意境，讴歌自然，向往自然真淳和野性、大自然的清新悦目和生气盎然、返朴归真的人性复归，古人推崇的茶酒文化，追求的是“山月、佳人、飞雨、仙客”这些唯妙镜像中进行内学、修身。

三、从科学、宗教、哲学到技、悟、道

谈到西方的认识论不能不提到科学、宗教和哲学，罗素对三者的关系是这样定论的：“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在这个包含集的域境中，不论科学还是宗教或是哲学，在对方的域中张手而来的也许就是自己最缺失的。

南怀瑾先生在《论语别裁》这样阐述：“西方文化这个系统是很严谨的，他们的哲学思想最初是宗教，宗教只教人信，而且是专制强权，绝不容许你怀疑。你想知道上帝怎么来的，但是你不能问，只要“信”就得救。哲学家说，你要我信可以，不过你要把那个幕拉开给我看看，我看到了以后，绝对信！这是哲学精神。后来，因为哲学的发展，又形成了科学，科学家更进一步说，光看一下还是不行，我要摸到以后，我才相信的确有这个东西。所以由宗教而哲学，而科学，是今日西方文化发展的步骤。”从这个“信—看—摸”、“眼见为虚，手握为实”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科学在认识论上追求绝对的逼真，严格的科学为宗旨的理论，这种破除常规思维的积习和迷信，揭示“认识之为认识”的绝对无可置疑的坚实根据，为人类认识确立一个可靠的理性根基，最终建立一种具有广泛的普适性、严格的规范性和完善的体系性的极其理想的科学理论，从这个程度上理解，西方科学在前行的道路上不断综合创造，求真求实的过程，为西方科学发展奠定了成长的沃土。

中国传统的认识论不倡导以分析解剖的办法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陆九渊的“吾心便宇宙,宇宙便吾心”，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墨家的“循所闻而得其意”，庄子的“知者，接也”“庖丁解牛”，体现了一个由“技”到“悟“到“道”的认识过程。传统认识论的求理方法是一种通过“用心尽力”以求得整体把握世界的认识方法，与西方通过观察并以实验、分析、推理，进而发现事物本质的科学的认识方法截然不同。[3]

三、从一场辩论赛到“归元无二道，方便有多门”

翻开西方哲学史，关于人类的认识问题，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展开过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赛，理性主义代表人物有“我思故我在”的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经验主义代表人物为培根、洛克、贝克莱、休谟等，我们可以将这一哲学争论深入浅出的总结为理性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理智可以获得世界的可靠知识，而经验主义者认为，人类在感觉基础上形成的经验根本不能把握这个世界的真实存在。这场争论可以概括为试论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在认识中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这场辩论最终没有分出胜负，直到很久以后宅男康德上场和了场稀泥，三大批判著作之一的《纯粹理性批判》，没有解决问题，但是最终折中调和了这场辩论。该书集中回答了第一个问题——我们能够认识什么？即人类认识世界并非世界本身，而是能被我们所认识的世界, 比如：一群正常视力的人眼里的红色是一种颜色，而对于色盲而言，他们的红色却可能是另外一种颜色，我们每个人认识的都是事物的现象，而不是事物本身。[4]西方认识论最显著的特点是表征主义，把知识的本性理解为表象：认识就是精确的表征心灵之外的东西，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命题开始，主体的含义发生了重大变化，专指我，而万物则成了我的客体，哲学把被技术绑架转向关注生命、关注人自身，套用《少年派游记》对世人的拷问，你选择相信哪一个故事？这面镜子将照射出怎样的你？

在中国哲学史上，最早区分主客体的是“其所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管子·心术上》)，《孙子兵法》提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其中就包含着对主体、客体辩证关系的深刻理解。中国传统认识论“天下随时，道法自然，立象以尽意”，这是中国人认识论的三项基本原则，是由“道”出发最终走向以日常生活为中心的内学、修身。早在先秦时期，庄子就不仅提出“道在屎溺”,“盗亦有道”，率先为我们提示了中国传统认识论所特有的“百姓日用之道”的主题。

四、从西方的金字塔到东方的形上智慧

关于知识的分类，我们先从两个金字塔说起，亚里斯多德关于人类知识著名的三分法，为我们建立了认识论的第一个金字塔。亚里斯多德把episteme（理论知识)放在在这个金字塔的顶端，进而对episteme(理论知识)又作了划分，他又用另一个金字塔向我们描绘了这门最高的学问，即第一哲学、神学（a divine science）、智慧。这个智慧，不同于技艺卓越意义上的智慧，也不同于实践领域中的智慧，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智慧。形上智慧就处于这个金字塔的顶端，被视为理论知识最高、最完备的形态。[5]

近代科学革命之后，episteme被窄化了，主要指近代实证科学（science）。认识论转向之后，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回答数学和自然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西方近代认识论主要是知识论，在20世纪又进一步发展为科学哲学。在知识论的考察中，形上智慧通常是被排除在外的。这就是冯契所说的“狭义认识论观点，冯契对认识论作了广义的理解，认为它不应限于知识论（theory of knowledge），而且应研究智慧的学说，冯契提出了广义认识论的主张。在他的晚年，冯契对广义认识论的理论目标作了如下的表述：根据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来阐明由无知到知、由知识到智慧的辨证运动，即“转识成智”。因此在这里我们是否可以将形上的智慧理解为哲学的智慧。

五、从默会知识到“只能意会，不可言传”

关于知识问题，早在两百多年前，休谟便在其《人性论》一书中提出，但时至今日，知识问题仍然是许多学科研究的中心问题，并一直困扰着科学与哲学的思维方式。英国科学家、哲学家波兰尼在1958年出版了《个人知识》一书，提出了该理论的核心概念——“默会知识”，默会知识即是不能名言的知识，是可以通过行为表现出来而不能加以系统描述的知识。打一个比方“我们能在成千上万张脸中辨认出某一个人的脸，但通常又说不出是怎么认出的；同样，我们能够觉察到一张脸的表情，但一般却说不出我们是凭借什么感知其表情的。”这便是波兰尼所给予我们的著名命题——“我们所知晓的比我们所能够说出的多。”

在中国传统认识论中也有关于意会的见解，《庄子·天道》：“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的“意”指的是“道”，即“意之所随者”。庄子认为言只能表达“形色名声”这些事物迹象，而不能表达“意之所随”的“道”。 我们可以用庄周的“坚白论”进一步解释，按庄子的理论，即便是一块我们再熟悉不过的石头，人们也只能试图从它的硬度、色泽等思维所能企及的外部特征去进行大概的描述，而一样东西既然有了硬度色泽两种特性，那它就一定还有成千上万的我们思维无法触及的特性，因此，即便是一块我们再熟悉不过的石头，我们对它的了解也只是片面的，流于只言片语的，对一样事物的了解，得其意足矣。[6]正所谓，“欲辩而忘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事物精微之处，也正在于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六、结束语

  纵览以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为指向的认识过程，都既有一个如何能得和如何能达的问题，在佛教《心经》中提到的“色、受、想、行、识”，个人认为可以折射出认识概括过程，中国哲学又将认识自我与成就自我的问题引入广义的认识过程，也由此从另一个方面越出了对认识过程的狭义理解，从“成物、成己、成思、成性”这个角度为创造学注入新的活力。从综合创造学的角度谈创造之道，有必要把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和西方的“技”结合起来，从境界和转化的角度总结和提高，这更有待于创造学者积极汲取中华文化精华，结合时代需要，深化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创造学理论。[7]

参考文献:

1、刘静芳.文化的综合创造何以可能—张岱年“综合创造”的文化观研究[J].哲学动态，2006(7)  

2、斯塔夫阿里斯.全球通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80

3、周德丰，杜运辉.中国传统哲学认识论的理论成就及其当代价值[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

4、哲不解.不疯魔，不哲学[M].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

5、杨国荣.大学哲学[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6、http://leijiapo.bokee.com/20733204.html

7、刘仲林.中国文化与中国创造学[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8

（作者艾立梅，西南科技大学教师，中国科大博士生）